在台灣西南部沿海有地層下陷情況的地區，種植如海草、紅樹林等根系複雜的植物，能夠承接河水、雨水沖刷流入的沉積物，可達到增加自然碳匯的目的。

為達2050淨零的目標，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（氣候法）今年初完成修法及公布，然而氣候法與減碳相關的子法，仍在持續修法；目前完成一項公告、四項預告。

其中與減量額度抵換或交易相關的子法，包含《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》、《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》，也陸續於6、7月預告；但與碳權交易有關的《溫室氣體減量額度移轉、交易或拍賣管理辦法》，還在研議階段。

碳權要方法論證與審查   自己種樹沒有碳權
隨著碳權討論的熱度愈來愈高，有民眾突發奇想，將自家的私有地種樹，是否就能獲得碳權，進一步能交易獲利。

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副署長黃偉鳴直接了當地說「當然不行」。他強調，環境部定義的「碳權」必須經過完整的方法論證、經審查確認後，才能核發；若民眾自行在私有地上種樹，單就這樣的行為是無法取得碳權的。

黃偉鳴進一步說明，種樹取得碳權是屬於「自然碳匯」，意思是森林的「碳儲存量及碳吸存量」，台灣有農業部所訂定的「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」方法學。

根據申請條件，造林與植林面積要0.5公頃以上，並規定申請地在2000年之後不是森林；估算造林一公頃面積，一年可減碳約10公噸，可是申請林地維護的時間至少要10年。

黃偉鳴補充，就自然碳匯的部分，目前也僅有「造林與植林」的方法學；若接下來提出竹林、林業管理等方法學，環境部也會配合加速審查。

為何方法學如此重要，黃偉鳴解釋，國際間評比「有效碳權」包含幾項指標，其一必須符合可量測、可驗證、可報告（MRV）原則，以確保實質減量；同時也須符合具備外加性、保守性、永久性、避免產生危害及避免重複計算五大原則，以避免減量額度被拿來抵減時，減損到原來相關管制規定預計達到的減量成效。

黃偉鳴強調，做自然碳匯必須要有科學依據，「不然每個人都宣稱自己有碳權，沒有方法就不能量測和監督」。

同理，黃偉鳴說，雖然環境部提出「汰換舊燃油汽、機車為電動車」可獲得溫室氣體減量的獎勵金，但這樣的減碳量是一個估算值，是以一輛汽、機車使用七年所可能造成的排碳量來估算，沒有第三方來驗證查核，只能算是「類碳權」。

黃偉鳴表示，但這樣的措施仍然對減碳有益，因此限制僅能用於開發單位在環境影響評估時的溫室氣體增量抵換，也促使民間企業若有開發需求，可以提出專案申請需要的減碳量、願意購買的金額，再由環境部協助媒合。

自然碳匯如何做？明日之星且看「藍碳」
自然碳匯中，除了森林（綠碳）外，國際間也有討論如黃碳（土壤碳匯）或藍碳（海洋碳匯）。黃偉鳴說，黃碳在國際的討論包含如何在不影響作物產量下，提高農業永續發展性以及碳吸存能力；而藍碳則是指如紅樹林、海草床及潮汐鹽沼等沿海植被生態系統；但這些都尚未有單位提出方法學，也就代表仍未有台灣藍碳、黃碳的「碳權」。

其實，台灣四面環海，如何能將「藍碳」的效果最大化，也是各界研究的重點。

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林幸助協助海洋委員會進行「海洋碳匯盤查暨溫室氣體減量方法研析及評估」，在報告中指出，藍碳生態系比起綠碳生態系具有更高的碳匯能力，儘管藍碳生態系的面積僅占了近岸海域不到2%，但其有機碳埋藏率遠比熱帶雨林高出40倍之多。

林幸助告訴《全球中央》，藍碳在台灣研究起步很早、但做的人少，政府也不重視。他舉例，就像 《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》中，每年要揭露有哪些排放源，有哪些自然碳匯可以吸存溫室氣體；排放源包含交通、工業等，但吸存的部分，長久以來都只列森林碳匯；海洋碳匯，如海草等，都沒有被考慮進去。

林幸助提到，2011年聯合國發布的《海洋及沿海地區永續發展藍圖》報告中提出為了保護和重建海洋生態系統結構及功能，實現海洋資源和生態系統永續和公平利用，應建立全球性藍碳市場；然而台灣在自然碳匯項目的市場開發上仍不完備。

他也建議，可以從濱海藍碳項目出發，通過加強營造藍碳碳匯項目開發環境，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引導作用，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生態保育與復育。

林幸助進一步解釋，愈來愈多人重視的「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」（Nature-based Solutions），若在台灣西南部沿海部分有地層下陷情況的地區，種植如海草、紅樹林等根系複雜的植物，能夠承接河水、雨水沖刷流入的沉積物，進一步將地勢慢慢墊高，達到固灘護堤的效果。同時也因為生物碳吸收的功能，達到增加自然碳匯的目的。